海棠书屋 - 历史小说 - 两世靖康在线阅读 - 第22章 盛世清明 仁帝赵祯

第22章 盛世清明 仁帝赵祯

    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(契丹重熙十三年,1044),辽兴宗耶律宗真率十六万七千辽兵,分三路攻夏:北院枢密使萧惠领北路军六万,皇太弟耶律重元领南路军七千,辽兴宗耶律宗真统中路军十万,计划一举灭夏。夏景宗李元昊以左厢兵屯贺兰山北,萧惠领北路军先至,遂与夏军接战。

    夏景宗李元昊见处于劣势,向辽军请和,辽兴宗耶律宗真不允,发兵全力进攻。夏景宗李元昊采取避敌锋芒、保存实力的策略,率军后撤百余里,并烧毁沿途牧草,待辽兵马疲惫无食之机,发动反击。

    两军交战后,夏军处于劣势,忽起风沙,夏军乘势邀击,辽军大败,辽兴宗单骑逃走,驸马萧胡睹及近臣数十人被俘。战后夏景宗遣使请和。

    夏景宗李元昊有疑必诛性格在延祚十一年正月初二(1048年1月19日),其子宁令哥趁元昊酒醉时,割其鼻子,元昊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,享年46岁,庙号景宗,谥号武烈皇帝,葬泰陵。宁林格后来因弑父之罪被处死。

    夏延嗣宁国元年(契丹重熙十八年,1049年),辽兴宗乘夏景宗(李元昊)新丧之机,发兵三路攻夏。北枢密院使萧惠率南路军渡黄河,向河套地区推进,攻西夏东境;耶律敌鲁古率北路军攻西夏右厢地区,南下攻凉州;辽兴宗率中军攻西夏中部。

    辽南路军沿黄河而进,战舰粮船浩荡,进入夏境。夏军乘辽南路军轻敌冒进,突然发动攻击,辽军猝不及防,死伤惨重,萧惠领残部败走。辽中路军闻萧惠败讯,不敢继续深入,撤兵而回。北路军进至贺兰山,击败没藏讹庞率领的三千骑兵,追至凉州,俘夏太后(毅宗母)及官僚家属多人,获大量牲畜而还。

    公元1052年范仲淹调往颍州,他坚持扶疾上任。但只赶到徐州,便在五月二十日(6月19日)溘然长逝,享年六十四岁。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。一家人贫病交困,仅借官屋暂栖,略避风雨。

    范仲淹死讯传开,朝野上下一致哀痛。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,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,数百族人来到祠堂,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。范仲淹死后没有选择葬在苏州,而是选择了河南洛阳伊川。据说一方面其母改嫁无法入苏州安葬,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。另一个原因乃范的先祖是汉代的清诏史汝南范滂,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宰相。

    所以范仲淹曾在给兄信中说过:“我本北人,北人淳厚。”

    他葬伊川后,长子范纯佑、次子范纯仁(任过宰相)、三子范纯礼和四子范纯粹及九孙、六曾孙也葬在他夫妇周围。北宋皇帝宋仁宗赵祯闻讯后难过万分,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,并亲书褒贤之碑。纪念范公的碑文由曾支持他变法的文学泰斗欧阳修撰写。两年方成,热情饱满,词语生动。

    范公的勤奋、正直,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。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,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影响了千千万万人,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其“先忧后乐”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,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。

    皇祐四年(1052)是宋朝的多事之秋,就在这一年,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,自称仁惠皇帝,招兵买马,攻城略地,一直打到广东。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,几次派兵征讨,均损兵折将,大败而归。就在举国sao动,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,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,自告奋勇,上表请行。宋仁宗十分高兴,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,宣抚荆湖南北路,经制广南盗贼事,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

    当时,宋军连吃败阵,军心动摇,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,心怀私利,不以国事为重,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,结果大败而归,死伤惨重。狄青受命之后,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,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。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,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令之人,使军威大振,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,从各地调拨、屯集了大批的粮草。侬智高的军队看到后,以为宋军在短时间内不会进攻,放松了警惕。

    而狄青却乘敌不备,突然把军队分为先、中、后三军,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,一举夺得昆仑关,占取了有利地形,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。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,分左右两翼,绕道其后,前后夹攻,一战而胜。

    班师还朝以后,论功行赏,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,作了最高军事长官。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。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,兵变频仍之弊,自开国以来,极力压低武将地位,以绝其觊觎之心,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。从宋太祖的“杯酒释兵权”,分割禁军统帅权力,到实行“更戍法”,使兵不知将,将不知兵,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,要由朝廷授以阵图,训令,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,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,朝廷对他的猜忌,疑虑也在逐步加深。

    这也是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有违宋朝国策的。而庆历新政对宋朝来说是一场及时雨,不过宋仁宗赵祯只是那它救急而不是图强。

    至和元年(1054)八月,欧阳修奉诏入京,与宋祁同修《新唐书》。

    公元1055年7月,耶律宗真巡游秋山,驻宿于南崖的北峪,起病。8月病重,己丑日死。耶律宗真死后谥号为兴宗。

    嘉祐元年(1056)八月,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,但因无过,被加宰相衔,民间称“从士兵到元帅、从布衣到宰相”,出知陈州,离开了京师。

    到陈州之后,朝廷仍不放心,每半个月就遣中使,名曰抚问,实则监视。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,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“惊疑终日”,惟恐再生祸乱,不到半年,发病郁郁而死。这位年仅49岁,曾驰骋沙场,浴血奋战,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,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,没有血染疆场,没有马革裹尸,却死在猜忌、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。

    狄青生前,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,必欲拔之而后快,他含冤而死,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,“帝发哀,赠中令,谥武襄”。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,终自食其果,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,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。到宋神宗登基,希图重振国威,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,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,他亲自为文,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,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,但已于事无补,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,发思古之幽情而已。

    嘉佑二年(1057)二月,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,提倡平实的文风,录取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人。

    嘉祐三年(1058)王安石任度支判官时,向宋仁宗赵祯上万言书,对官制、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,请求改革政治,加强边防,提出了“收天下之财,以供天下之费”的理财原则,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。

    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,54岁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,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,举国哀痛。《宋史》记载:“京师罢市巷哭,数日不绝,虽乞丐与小儿,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”;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,“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”,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,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,说: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。”又说:“朕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,寄托哀思。”

    “仁政”,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,宋仁宗赵祯之前,没有一个帝王能以“仁”为谥号或冠以“仁”。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,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,而忘却宋仁宗赵祯这样以“仁”治国的“仁主”。

    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,双方损失都很大。最终达成和议,西夏对宋称臣,宋“岁赐”西夏以银、绢、茶。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、冗兵、冗费现象日益严重,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,但最终失败。

    《宋史》这样评价赞美宋仁宗赵祯及其盛治:“在位四十二年之间,吏治若偷惰,而任事蔑残刻之人;刑法似纵弛,而决狱多平允之士。国未尝无弊幸,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;朝未尝无小人,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。君臣上下恻怛之心,忠厚之政,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。子孙一矫其所为,驯致于乱。《传》曰:“为人君,止于仁。”

    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“仁宗盛治”:盖帝知为治之要:任宰辅,用台谏,畏天爱民,守祖宗法度。时宰辅曰富弼、韩琦、文彦博,台谏曰唐介、包拯、司马光、范镇、吕诲云。呜呼,视周之成、康,汉之文、景,无所不及,有过之者,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?”

    大文豪苏轼说:“宋兴七十余年,民不知兵,富而教之,至天圣、景祐极矣。”

    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:“昔我仁祖临御,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,载在方册。庆历、嘉佑之治上参唐虞,下轶商周,何其盛哉!

    乾隆皇帝说:“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,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,就是宋仁宗了。”

    宋仁宗赵祯一生节俭,如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员绝不姑息,必加重罚。宋朝百姓说,“仁宗虽百事不会,却会做官家(皇帝)”。

    宋仁宗时代的悲剧是寇准因为立他监国,寇准被刘后刘后排挤。范仲淹因为庆历新政后多次被贬,年老多病带忧之志而去。狄青因为宋朝国策重文轻武,屡遭猜忌,惶恐忧郁而死。